宋教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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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刺宋案一般指宋教仁案
宋教仁案是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22日不治身亡,其真正主谋至今尚无定论,而国民党声称是袁世凯所为,但至今都是争议不断。[1] 
中文名
宋教仁案
时    间
1913.3.20
地    点
上海火车站
事    件
宋教仁遭枪击
结    果
至今不确凿

宋教仁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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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底中华民国的首次国会大选中,经过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为 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当宋教仁整合同盟会各大派系进行拉选时,对袁世凯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1] 

宋教仁案遇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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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 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
宋教仁在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宋教仁案凶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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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2] 
从目的动机和事后反应以及革命党的一贯作风来看,最大的嫌疑是孙中山,他与宋教仁一向不和,宋教仁称孙中山为野心家。袁世凯对宋教仁的遇刺感到十分痛心说到:“国民党内少了一位为数不多的明事理的人。”

宋教仁案袁世凯拨款建宋教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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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十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3]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四十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一百零三亩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3]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资十万大洋、圈地一百零三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3]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现代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