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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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老子(中华传统经典--《老子》)一般指道德经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主要论述“道”与“德”:“道”不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不是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
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给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很可能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为修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可能也是人所共需的;修道者更需要拥有宁静的心境、超脱的人生,这也缺“德”不可。《道德经》德经部分,在经文中占了很大部分,这是修道的基础。
“道”是浑全之朴,“众妙之门”。“道”生成了万物,又内涵于万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都通向了“道”。
“道”不只是有形的“物质”、思虑的“精神”、理性的“规律”,而是造成这一切的无形无象、至虚至灵的宇宙本根。“物质”、“精神”、“规律”皆是“道”的派生物。 “道”是先天一炁,混元无极,“道”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简至易、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万物的源头根本。[1-2] 
作品名称
道德经
外文名称
Tao Te Ching
作品别名
道德真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老子
创作年代
春秋
文学体裁
哲学
作    者
李耳
字    数
5000字

道德经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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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3]  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4]  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3] 

道德经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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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
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函谷关的守关关令尹喜对《道德经》的成书也起了巨大作用,他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5] 

道德经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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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主题思想

《道德经》主题思想: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6] 
“道法自然”的法哲学思想内涵
一、“道”与“德”之内涵界定
1、“道”:老子在《道德经》开篇阐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于“道”这个概念的总括性的描述:道,非当时社会一般的道, 即人伦、常理之道,也非当时时人所能命名之道。“道”在老子那里已经超越了世俗社会生活,更加接近于自然法则之道,因为天地万物的始基与母源在于“道”,由道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老子用“玄之又玄”来描述道的特殊性与深奥性,而其实这个“道”虽然“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捪之而弗得”,但老子所言之道并不远人,这里只是老子用“玄”来强调他所言之道与当时社会所言之道的差异性,并且阐述他所言之道的超然性与根基性。
所以老子在后面的论述中又坦言,“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感慨道:“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老子所言之“道”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潦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句话意思是,在天地生成之前,宇宙中就有混沌的物体存在,它幽静无声,广阔无边,无依无靠又长存不改,它就是化育万物的慈母。“我”——老子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勉强称它为“道”,命名为“大”。
由此得知,老子所言之道首先具有物质性,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动力源,并且它的存在独立而不可丈量,具有无限性。对于“道”这种力量,老子自己是无法给予它确切的描述的,所以他认为,道只是权宜之称。
道的特性: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道体似虚而实,所以体内蕴含用之不竭的物质和能量,但不会因自满而溢出。老子认为,道体柔而不刚,内部单纯,外部朴素无华,且清澈透明,长存于天地之间。所以道无处不在,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包括天地万物都应该效法道而运行,而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这里的“自然”字面解为自己如此,但是道与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也即“国中四大”皆应效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从而保持自身“天长地久”。
老子所处当时西周社会,诸侯各国穷兵黩武,战乱频仍,社会之礼仪伦理已无法恢复,所以老子看透人类社会之所以会纷争不已,都是由于圣人、礼仪、法令、欲望、智慧等有为措施所引起的,正是因为社会看中名利、实力、好胜等荣誉,所以天下才会出现资源有限性的占有之争。老子因此提出回归自然,顺应无为而治、清净绝智的自然世界的规律,从而才能守弱胜强,达到小国寡民的平静生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6] 
2、“德”:“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因此由道进入德是由自然秩序同向社会秩序的一道屏障,即转而论述人的行为规范。德与法都是规范社会与人的行为的约束力量,但在老子那里两者有不同的地位。老子认为,上德的本质与道之德的本质同于一,因此上德源自于“道” 。老子所言之德也不同于常人所言之德。第三十八章载:“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儿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老子认为,上德主张无所事事,一切顺应自然,带有明显的“无为”特征,可理解为因循自然的行为规范。这种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 自然无为,同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归于道。下德由上仁、上义及上礼组成,需要人实际去实行与推广,带有明显的“有为”特征,注重人为的行为规范。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眼里,孔子推行的仁义理智信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没有达致真正无为超脱的上德境界,所以贬之为下德。上德的无为境界与法本身需要国家制定、国家干预以及公之于世的特性相违背,所以法律不过是下德的范畴而已。但是下德之中,法律与仁、义、礼又有所不同,老子并没有把法纳入到下德的探讨范围之内,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而法律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
老子之德与孔子之德有区别,同时也不同于“礼”,但是世俗之法与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间是合为一体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而老子认为,上德表现为无为,即不去考虑德与不德的问题, 反而是最大的德。[6] 
二、“道法自然”的本体论意义
1、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河上公注:“人当法地安静柔和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天湛泊不动,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道清静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成也。道性自然,无所法也。”王弼注:“法,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也;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无故资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所以为主,其一之者,主也。”可见,“法”此处并非法令制度,而作动词“效法”之意。《道德经》第25节中,老子第一次提到“法”字,据帛书记载,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通俗理解为,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原始之母,因此人要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道法自然”并不是把道与自然对立起来,道是终极的、绝对的,没有“外”,所以“道”就是“自然”。“自然”这一概念在老子的学说中一般有三方面构成,即一是不干预,自由发展,二是不勉强,三是出于天然,不假人工造作者。
由此可以看见,老子所言之道,即因循自然之规律达致“无为而无不为”之境。此处,“法”一词在句中作为动词,即效法、因循、遵守之意,而无法则、法律之意。
当然,法“道”也有超越世俗法律之上的自然法则之意,即遵循社会常理、常识、常情,而这些既是“道”的引申义,从而也可作为世俗法律之根基与合理性之评判。
老子认为,“国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君王大”。天、地、王三者都要依循道来成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在于道是根基、母体之所在。而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要治理国家,也应遵循老子所言之道,而此道运用到政治治理之中,也即法律、伦理、政策、规则等都应顺应道的发展规律。[6] 
2、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于古书一般没有标点与分段,所以后人在加注的时候,囿于不同的学识,从而对此句话产生不同的意义理解。这种划分是由唐代李约在《道德真经新注》断句而成,他将“人”改为“王”而衔接上句国中四大之君王大。
李约注:“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谓“域中四大”。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谓之“德”。凡言人属者耳,其义云“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例也。后之字者谬妄相传,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无心,而亦可转相法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道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离决裂,义理疏远矣。高明也在《帛书老子校注》中认为,李说虽辨,而历代学者多弃之不用或谓“乃小儿牙牙学语”单词重叠,非老子之。虽说不词,但确为古之一说,况且如今尚有信从者。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言非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而谓人,地,天皆法于道也。若此句法如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虽谓“三生万物”不言而喻,生万物者当为“道”绝不会理解为生万物者“三”耳。
古棣在《老子校诂》中解释此四句说:“法地地”,是说以地之所以为地者,为法,地之所以为地,即地无私载;“法天天”,是说以天之所以为天者,为法,天之所以为天,即天无私覆;“法道道”,是说以道之所以为道者,为法。
道之所以为道者的特质,即“道法自然” 。“自然”便是自己如此,即自因、自成、自本、自根,“道法自然”,即道以自己如此,自成、自因为法,而不横加干预,亦即“无为”。这里“法”字有法则之意,君王要以大地的无私载、谦卑无争为法,以天之无私藏为法,以道之自然为法,从而道与自然归一。
此处之法乃道之法,对道的遵循可以使得天、地、人三界秩序井然,得以理治。高定彝认为,此句表达了古人的系统论的观点, 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人、天、地、自然等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结构、整体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当然由王到地、天,最后到道、自然,叶海烟先生认为,这一层层递进之中也有超越之意在其中,也即“法”可以扩充为“归向”、“超越”的意蕴,而不止于“依循”、“效仿” 。[6] 
三、“道法自然”的法哲学意义
1、“道”与“法”的关系
一是老子之道是一种特殊之物,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人们无法确定其名,以“道”相称。这种特殊之物有具体与抽象之分,道不仅指“道路”、“路程”、“途经”等,还指代“方法”、“技艺”、“事理”、“规则”、“常理”、“思想体系”等。而特殊之物主要是从具体之道层面而言。如第二十五节,“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二是精神性范畴之道,主要指老子将道对自然界的作用抽象化,演化为“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
三是规则或常理层面之道。如第九节,“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
四是方法层面之道。如第五十九节,“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上述四层关于“道”义的阐述中,第三层规则或常理层面之道与法律之法是相通的。法是对常理常识常情的一种规范化,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这种刚性规则得以实施。而作为规则或常理之道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法层面的东西,或者道之规则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常理之道是社会生活之道,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是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规律或习俗习惯,受到伦常关系的制约。
从这两个层面来说,道之规则与常理是法形成的环境与基础,法不过是以正式的形式规范化了的自然规律与常理,因此法与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法来源于道,且反过来要顺应道的运动。[6] 
2、“道法自然”思想异于西方自然法
《老子》中体现的就是中国自然法思想,可以看做是中国道家法律学说的肇始。在中国古代,老子是第一个提出“道法自然”的自然法思想观点的。老子的“道法自然”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在本质上不一样。西方自然法思想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正义、善、民主等理念是其基础,并且作为评价实在法或人定法的应然性依据。而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立足于万物的本原,即“道”,试图通过认知“道”来达到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把握,从而依“道”而生。这种“道”不是自由、理性、民主或正义等理念和评价标准,而是一种“不可名”之特殊物,一种“天长地久”的规律性东西,兼具物质和精神层面,存于天地之间自我循环。
总而言之,老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贵在“无为”“无事”等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制定刑法等国家制度来对老百姓加以规制,圣人以合乎自然、不行强制来推行其统治。而法律制度是治国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建构的国家机器,老子认为这些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存在都是统治者的有为措施,而这些有为措施又体现了统治者雄心、私欲、智慧等产生争战、贫富、盗贼等祸害的缘由的因素,往往滋扰人民按自然之道来生活,所以老子极力反对这些措施与法令制度。因此,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法需要顺应“道”与“德”的运动,效法自然之律,在辩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治理作用。[6] 

道德经作品特色

音韵之美
《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
《道德经》 《道德经》
为诗歌体之经文。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这些词句,不仅押韵,而且平仄相扣,有音韵美,也有旋律美。朗诵经文,是一种美的享受,在音韵之美中体味深刻的哲理。
讲究修辞
《道德经》的语言非常讲究艺术性,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
1、对偶
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对偶句子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便于记忆、便于传诵。
2、排比
排比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鼓动力。《道德经》中排比句较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3、比喻
《道德经》中比喻亦多。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以玄牝喻“道”,生养万物。又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通篇以水喻人,把水拟人化,赞颂得道者的高贵品质。再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皆以婴儿喻道者的纯洁、天真、朴实无华。又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连用三个比喻,讲明从小做起的道理。这些比喻,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4、设问和反问
如:“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设问与反问,增加了语言波澜,扣人心弦,起到了引人注意、思索的效果。
5、联珠
联珠又叫顶真,是把前一句后边的词语作为后一句开头的词语,把语言连续说下去的一种修辞手法。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又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联珠使语气连贯,结构严密,更好地反映事物的有机联系。
语言精辟
《道德经》有些语言极为精辟,是至理名言,至今是成语、格言、座右铭。如:“天长地久”(七章)、“上善若水”(八章)、“少私寡欲”(十九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七十八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有的原句,今已演变为警句,广泛流传。如:“功成,名遂,身退”(九章),现为“功成身退”;“知其白,守其黑”(二十八章),现为“知白守黑”;“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现演变出“大智若愚”;“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现为“知足常乐”;“宠辱若惊”(十三章),现为“宠辱不惊”。[7] 

道德经词语内涵

小国寡民
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以“小国寡民”为例
1、文学幻想与文学性
《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段文字展示了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世界:国家很小,人口很少,但是却和平幸福。从物质上来看,“什”表示“众”“杂”之意,“什伯之器”是说生活物资或物质生活资料十分丰富。“虽有舟舆”表示这里的交通和交通工具是较为发达的。食物、衣物、居所等一应俱全。从民众的素质上讲,这里的人们不贪生死却对死亡充满了敬意,心境淡泊宁静,虽“什伯之器”丰富也没有贪婪成性,“乐其俗”表明精神生活的充实,这说明人口素质很高。从国际形势上说,这里很和平,虽然他们都有武器资源,却“无所陈之”。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决定的事,必须所有国家一致认可才能达到的境界。从国际交往上看,这里的人们交流都很单纯,因过着知足常乐的生活,交往反而显得不必要了。交流的减少带来的是世俗事务的减少,这使人的心灵从凡俗中解放出来,真正达到了为心灵而生活的层次。“所谓‘诗性的’含义是指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凭想象来创造’。”可见,老子构建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诗性的魅力。
“小国寡民”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乌托邦情怀”是一种单纯天真的梦想,充满了诗人一般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老子营造的这个世界,极具文学幻想的特点。这种幻想从人的基本诉求出发,是人类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共同的渴望。《道德经》作为文学文本的重要价值就体现在它具有这样一种真切的人文关怀,而这也正是“文学性”在老子《道德经》中的体现。[8] 
2、“小国寡民”传达的复杂信息
浪漫情怀
《道德经》中说老子具有“浪漫情怀”是指一种不断流露并延续出来的温暖的感情,这种感情关乎作家所关心和在意的一切现实,同时也涵盖了作家所创造的世界,它能反映或是代表作家的理想、愿望、生活态度等。例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 。老子从感性的角度对高尚情怀进行阐释,以水的物理特性作为切入点,将水拟人化,使之有了生命和情感意识,即使是以教化为目的,也让人感觉到一种脉脉的温情。浪漫主义具有深切地人文关怀,“真切地表达了人回归自我本然状态的向往,反映出人追寻本体终极关切的本真意蕴”。而形式手段的介入,会将这种情感态度的氛围加以扩大,更有益于审美接受。所以浪漫情怀的表达一般也都辅助有相对应的较为讲究的表现形式。[8] 
“小国寡民”与老子的理念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幻想,通常都是作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或距离自己的理想太过遥远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虚构的一种行为。文学幻想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但是无论作家如何表现,它都会有作家理念与思想的流露。
“小国寡民”传达的正是老子对“国家”这个感念的认知,体现的就是“理想国家”的理念。民众不过分看重自己的身体,不贪生,不贪财,安居重死,不会远离故土。虽然这里有兵器,但是没有战争。世俗的事务很少,结绳记事就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民众对衣食住行都十分满意,并衷心喜爱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相邻的国家很和平,彼此都能听到鸡鸣狗吠的声音,充满了平静生活的幸福感。这种美好的富足的生活,和人们淡泊的欲求,使民众不需要来往交易就能得到安逸和满足。
单纯来看“小国寡民”传达的“国家”理念就是,没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缺乏安定的生活就无法保证农业的正常进行,进而导致生活物资的缺乏。温饱无法保证的时代,“人”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基本合理的对待和尊重。“小国寡民”恰好是这种现实的反面,是一个作家人文关怀的体现。[8] 
“小国寡民”:浪漫情怀与冷静理智
“小国寡民”作为文学幻想,具有诗性的浪漫情怀。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老子就是中国诗性文化的重要一环。从《道德经》中,也能感受到老子诗性的浪漫与诗性的理智。从文本本身看,首先,抒情性的表达。
老子对国家的形容从“衣食住行”几个基本的感性的方面进行描述,这样的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原始美。回归自然的生活诉求,是道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体现。而老子形式上使用“使……使……”,“虽有……无所……虽有……无所……”反复的手法句式整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排比使得句子充满张力; 另外,三言、四言短句与七八言的长句相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富有歌唱性。其次,想象和创造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它们具有一种浪漫的情调与气质。“小国寡民”本身就是一种诗意化的创造和想象,老子对其意境氛围的营造也十分到位,使这种生活方式充满了柔和坚韧的吸引力。
老子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者,所以读者还要跳出文本,从文本背后入手来看其文学性。说老子的冷静理智并不是政治家式的,而是诗人式的:他追求自由,主张守住自己的心灵净土。他认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 ;做事要守住自己的心,不要太执着“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第六十四章)“功成身退,天之道”(第九章) ,心守住了才能进退自如自由自在。
老子在《道德经》中表示自己的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只有保持着一份清醒,才能做到“胜寒”、“胜热”,进退随心所欲,由自己的心决定自己的路,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强调守住自己的心和自由,从老子的角度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世界的美丑,保持纯洁的向往不失自我判断的能力,这是浪漫的前提。老子原本奉职于国家图书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政治很容易失去自我,但是他的身份又让他对时事与政治无能为力。进入太深就会受伤害,随波逐流就会失去是非的判断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恰好来形容其心情:老子提倡“爱民治国”(第十章) ,他看到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主张要“民利百倍”(第十九章) 。但是,统治者是“盗夸”(第五十三章) ,他力不从心。这个世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 ,他看在眼里,心怀悲悯,于是创造了“小国寡民”的理想之境,在留下《道德经》之后出关而去,不复再见。
老子传达出的信息是复杂的,涵盖了作家个人的价值观、历史时局、情感理念等方面。真正的文学就是在小小一部作品中以文学的方式体现丰富的信息世界和世界的丰富信息,这也是《道德经》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特征。[8] 

道德经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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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
帛书版道德经图片 帛书版道德经图片
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5] 
——唐玄宗
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5] 
——宋太宗
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5] 
——张岱年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tuò)手可得。[5]  ——尼采
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5] 
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5] 
——施罗德(德国总理)
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5] 
——普利高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5] 

道德经作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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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2] 
毛泽东对《道德经》的引用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说到要“互通情报,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很重要的”,批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出《道德经》第80章,体现的是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后来用来形容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讯。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对的目标时,毛泽东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咱们的目标:熬头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全国先’。就是说,咱们不打熬头枪。”他引用了老子“不敢为全国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弃后取,先退后进,先让后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践证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计划是富有远见的。
1949年8月18日,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去。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谈到:“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引语出自《道德经》第74章,原文是:“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毛泽东这里说的“民”是指有志气、有骨气、有能力的中国人民,面对美蒋威胁奋起抗争。也正是这些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晚年,毛泽东依旧常读《道德经》,在发言、谈话、文章中每每引用老子名言,并十分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日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并举出了日本侵占中国最后失败的例子。老子这句极富哲理的语言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极其看重的一点。毛泽东对《道德经》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道德经》。[4] 

道德经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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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聃,[9]  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10]  老子是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著有作品《道德经》。[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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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道家 诗词 老子 文学 文化传承 古诗 中国哲学